毛菊，李曾 | 国外校长继任研究： 多维透视·热点分析·未来思考
✦ 毛菊，女，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系系主任，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 李曾，女，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校长继任”对学校发展有重大影响。随着“领导继任”研究的推进，20世纪70年代“校长继任”进入研究视野。历经约50年的发展，它已成为校长领导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在众多学者看来，强大的行政领导是一所好学校的核心与必要特征。当学校中有影响力的职位面临替换时，整个学校都可能产生连锁反应，进而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因此，校长继任研究对学校教育实践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本文通过对国外“校长继任”研究进行详细梳理，指出“校长继任”研究的未来发展以期深入此领域研究。
一、“校长继任”研究：多维透视
校长继任是学校管理中值得关注的话题。本文利用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ProQuest）、施普林格全文数据库（Springer Link）、科研数据库（Web of Science）、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等外文文献搜索引擎，以校长继任（school principals succession）和校长轮岗（school principals rotation）为篇名进行搜索，于2019年12月底共筛选出核心文献97篇。
（一）校长继任研究的发展历程
本文以时间为线索通过定量分析对校长继任的文献分布进行了分析。“校长继任”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理论迁移的初探期。就目前已搜到的文献来看，最早涉及校长继任的文章是韦恩·霍伊（Wayne K. Hoy）于1973年发表的《小学校长继任模式与组织变化》和1977年发表的《高中校长继任模式与组织变化》。它们主要从教师的反应与学校发展两个方面分析“外来继任校长”和“学校内部提拔校长”间的差异。“外来继任校长”虽不了解学校情况却致力于学校改变，内部提拔校长则倾向于维持现状而且更关心自己的职位。整体上，此时“校长继任”研究尚不深入。第二阶段，外力推动的升温期。20世纪80—90年代，“校长继任”研究的发文量逐渐增加，这与多国的教育改革政策直接相关。美国出台了《国家处于危险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1983年）和《全体儿童教育优异法案》（1990年），提出了改善基础教育质量和学校领导；英国颁布了《1988教育改革法》，强调教育领导者对学校管理的重要性，并发起针对新任校长的辅导计划。这些政策使人们更多地关注校长继任问题。不仅如此，工商业领域学者塞西尔·米斯克尔（Cecil Miskel）、多萝西·科斯格罗夫（Dorothy Cosgrove）和安·韦弗哈特（Ann WeaverHart）等也在领导继任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校长继任理论模型。第三阶段，实践需求的探索期。2000年至今，随着国际社会对基础教育质量的持续关注，校长继任研究也日益深入，发文量迅速增加。如2001年美国发布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就将校长更替作为重要议题。此时，校长流动日益普遍。因此，2005年后校长继任成为热点话题。2008年，美国教育部教育科学协会(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出台了“人才流动激励”政策(Talent Transfer Initiative)，提出用物质激励等措施来吸引优质学校校长流入薄弱学校，进而使校长继任研究受到高度重视。2011年，罗伯特·怀特（Robert E.White）和凯伦·库珀（Karyn Cooper）合著的《校长继任：教育行政职务的调任与轮岗》，就深入研究了校长继任的系列问题。近些年，退休校长增多、校长职业倦怠、有资质校长数量不足等问题致使校长继任面临很多挑战。这些因素加速了人们对校长继任的关注，使其逐渐成为一个国际性话题。
（二）校长继任研究文献及关键词分布
在校长继任的检索文献中，期刊占67.1% ；学位论文占22.6%；报纸、书籍、报告及书评占10.3%。然而，除网络文献外，专著是最少的，这表明校长继任研究缺乏系统性。此外，校长继任研究论文的关键词按出现频次由高到低依次是：继任计划、领导力、学校管理、教育领导、管理变化、教学领导、继任校长、责任、成就、社会化、学校等。从对“校长继任”的持续关注来看，同一作者发文5次以上的主要有：安迪·哈格里夫斯（Andy Hargreaves）、迪恩·芬克（Dean Fink）、罗伯特·麦克米伦（Robert B.Macmillan）、马修·迈耶（Matthew J.Meyer）以及弗兰克·阿奎拉（Frank D.Aquila）。当前，该主题的核心研究者仍然较少，缺乏对校长继任问题持续而深入的关注。
二、校长继任研究：热点分析
综观国外文献发现，校长继任的热点研究话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校长继任过程论
通常，“校长更替”“校长轮岗”与“校长继任”等概念易混淆。然而，它们都有特定所指，“校长更替”体现一种事实和行为；“校长轮岗”是教育行政机构作出决策时所使用的特定政策用语。对学区负责人而言，定期进行校长轮岗是管理校长的一个重要策略，它可以推动校长走出舒适圈。“校长继任”则凸显新任校长任职前、任职中、任职后的系统过程，这个过程复杂多样，是持续的、较长时间的互动过程。
具体而言，校长继任包含三个时段。第一段，继任前。继任前涉及校长的筛选、任命、新旧校长的交接等重要工作。前任校长离开、新任校长到来会对学校发展产生影响，如何使校长顺利继任是学区负责人面临的棘手问题。在新校长继任前，“前任校长的平庸会让教师对继任校长充满期待，这不是因为继任校长能带来实质性的教育改革，而是继任校长可能会使学校向着一个更有序、更规范的教学环境迈出显著一步”。[1]第二段，继任中。这主要包括继任校长上任后的组织适应、采取的改革等。通常，新任校长往往需要平衡学校“改变”与“稳定”之间的关系，而且每一位继任校长都想与前任校长有所不同。[2]第三段，继任后。继任后主要关注继任校长对学校的影响。继任校长通过改革、决策等对教师与学校组织产生影响。“学校会在校长的持续更替中获得发展。因此，学校的发展不是靠一位校长而是多位校长的共同努力，每位继任校长都是站在前任校长的肩膀上对学校进行改进。”[3]可见，校长继任强调过程性研究，此过程可以针对个体校长，也可以针对某所学校所有更替的校长。
（二）校长继任的模型
模型的建立是为了分析对象，得到相关的知识，即运用从模型中获取的知识来帮助我们认识真实的世界。[4]校长继任模型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校长继任事实，从而更好地表征校长继任的复杂过程。很多学者就校长继任建构了不同模型。
其一，校长继任影响因素模型。20世纪80年代，学校改革与重建运动进一步推动了校长继任研究。1985年，米斯克尔、科斯格罗夫在吉尔·戈登（Gil E.Gordon ）和内德·罗斯（Ned Rosen）提出的校长继任两阶段模型的基础上，建构了校长继任影响因素模型。此模型由继任前与继任时的影响因素及继任后的效果三部分组成。校长继任前的主要影响因素有继任原因、筛选过程、校长声望以及校长来源等；校长继任时,学校成员、组织结构、校园文化等外部因素影响继任校长领导力的发挥和学校发展。随后，詹姆斯·布里基（James M. Brickey）在前两位学者的基础上再次深入。他仍从校长继任前、继任时和继任后入手，并从组织、他人和个人三个不同的角度阐述校长继任的每一过程中的影响事件。不同的是，布里基对校长继任前进行了细化，划分为移交和孵化两个时期。所谓移交期是指从宣布继任校长任命到前任校长离职之间的时间；孵化期指新任校长在暑假期间独自在学校熟悉校园、了解学校发展史，这两个时段都为继任校长进入下一阶段作好了准备。继任校长进入学校后，要努力适应新环境，积极解决问题并对学校有正确评估。此阶段主要涉及四个活动，即收集有关学校的信息、与教职工形成良好关系、理解学校的运作、采取相应的行动。继任后阶段是指继任校长对学校产生的影响，即继任校长使学校理念发生改变、学校制度得以重新制定、教师与校长关系重建，并且对教师与校长的专业发展产生影响（见图1）[5]。
图1.校长继任影响因素模型
其二，校长继任的政策支持模型。校长继任的顺利进行，离不开相应政策的支持。安东尼·诺莫（Anthony H.Normore）的研究表明，良好的继任计划和规范的校长选用机制对校长继任过程中的各阶段都具有重要影响。怀特以加拿大两个学区和美国一个学区的继任校长为研究对象，针对校长继任的每个阶段展开了政策支持研究。怀特最后得出结论：继任校长到任前，需从学校地理环境及文化、各类主体的需求、学区教育标准等因素考虑校长候选人，制定校长继任政策；继任校长到任时会对学校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如重新制定校长继任政策与学校制度等；继任校长到任后，学区要重新制定有关校长培训、校长绩效、校长晋升与再次轮岗、校长专业发展等方面的政策。[6]可以说，此模型是校长继任政策支持模型的代表，意在通过政策支持使校长继任得以顺利进行，使学校获得可持续发展。
其三，动态校长继任模型。有学者对校长继任前进行了系统研究。皮特·霍金斯（April L.Peter-Hawkins）研究了有效校长继任计划，提出了动态校长继任模型（The Model of Dynamic Leadership Succession，以下简称DLS模型），也就是对校长继任作出全面综合的规划，并且帮助学区负责人重新思考校长继任前的整个过程（见图2）[7]。此模型表明校长继任前的计划是有周期的、持续的，而不是一次性的，并受到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DLS模型中有三个环节：预测、持续指导、计划。这三个环节相互影响且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动态校长继任计划。预测指学区负责人提前关注将要轮岗、退休、更换校长的学校，对校长队伍的动态变化有初步把握与预测，从而防止学校在开学时因校长缺位而导致的管理混乱。持续指导指通过预测之后，合理、有序地培养和发展校长候选人，从而保障校长领导力的可持续发展。即使候选校长依然在原学校担任校长职位，也要给他们提供相关的指导和支持以便继任工作的顺利进行。计划指学区负责人要把新校长匹配到合适的学校，并为每位继任校长制订严谨而可行的目标。因此，DLS模型是校长继任前的一个循环计划，以此保证新校长到任后可以顺利开展工作。斯密特·戴维斯（Schmidt Davis）也提出了各个学区可以采取良性循环的继任计划，以应对校长继任所带来的问题与危机。[8]可见，在继任前提供合理且可持续的计划是校长继任的重要保障。
图2.动态校长继任模型
（三）校长继任的社会化
社会化是校长继任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所谓社会化是指个体对群体期望的调整和适应，它是校长继任的必经过程，对外来继任校长而言尤为重要。社会化良好的继任校长能够获得员工的认可、内化组织文化、适应组织生活，从而更好地改造组织。因此，埃德·本特森（Ed. Bengtson）等学者呼吁要对不同背景的校长社会化进行深入研究，以确定校长社会化是如何进行的，况且外来校长比内部提拔校长面临更多的组织适应问题。[9]随着入职适应研究的兴起，继任校长社会化也受到高度关注。
总体上，继任校长社会化有两层含义，即职业社会化和组织社会化。所谓职业社会化是指校长提升专业知识、技能与行为，内化职业价值与规范，确立专业身份的过程。弗瑞斯特·帕克（Forrest W.Parkay）等学者将校长职业社会化描述为五个不同阶段。[10]阶段一：生存。继任校长进入学校后，经历着适应与融入组织的各种担忧和不安。阶段二：掌控。当继任校长逐渐适应新学校后，就开始规划学校的发展蓝图，并致力学校改革。此时继任校长主要以职位权威使自身行为合法化，并以此约束员工。阶段三：稳定。当一切步入正轨，继任校长就能高效地处理学校事务，并逐渐与教师在推动学校改革方面达成共识。阶段四：教育领导。前三个阶段主要是通过校长职务权威进行管理，体现了“防御性”。而此阶段继任校长希望通过个人魅力得到员工的信任，期望在促进教师发展和职位晋升上有所作为。阶段五：专业实现。此阶段校长与教师关系融洽。校长与教师在协同工作中激发出各自最大的潜能，实现共同发展，从而达成专业的改进与实现。由此可见，校长职业社会化的五个阶段经历了从职位权威向教育权威的转变以及从生存导向向意义实现的发展。
继任校长组织社会化是指继任校长在新的组织环境中形成特定价值观、做出特定行为和掌握知识以符合所在学校的要求和期待的过程。韦尔哈特探讨了校长在新的学校环境中实现组织社会化的过程，从三个阶段分析了继任校长和学校组织之间的变化。[11]第一阶段：期待与困境。继任前，校长要作好充分准备，并将校长角色的学习与学校文化的融入作为组织社会化的重点。面对工作环境的变化，继任校长能否成功过渡，依赖于学校成员的认同度、校长对学区期待的实现度。第二阶段，调整与适应。此时，继任校长组织社会化的核心是工作任务的高效完成。第三阶段，稳定与定位。经历过组织适应以后，继任校长开始进入稳定期，并开始关注继任结果、工作成效与满意度等，此时继任校长和学校发展趋于平稳。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继任校长基本完成了组织社会化，从而为下一次继任作好了准备。
（四）继任校长的影响
继任校长到任后，对学校产生的影响直接体现在教师士气的提升与信任的建立。校长是影响学校引进与留住优秀教师的决定性因素，经研究发现，继任校长会极大地影响教师队伍的士气与教师信任。[12]
首先，继任校长对教师士气的影响。士气不仅影响个体归属感，还影响个体与组织间的关系。迈耶的研究表明，在校长继任过程中，有三个因素会影响教师士气：非正式领导者、教师的经验水平以及校长是否被教师认为是学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3]因此，继任校长为了激发教师的士气，需要多参与教师的活动、倾听教师的意见。肖恩·诺思菲尔德（Shawn Northfield）的研究发现：新任校长创建稳定、安全而有保障的教学环境能使教师士气高涨。这样也许会增加教师的工作量，但教师却并不认为加重了他们的负担。[14]由此可见，士气对教师工作的投入状态有重要影响。
其次，继任校长对教师信任的影响。信任的建立也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校长与教师间的信任是学校能否健康发展的核心人际要素。继任校长与教师之间信任的建立，往往要经历长时间的“博弈”。继任校长的领导风格、管理方式通常会引起教师的不适。为了缓和校长继任带来的潜在不安，继任校长必须尽快探寻与教师建立信任的方法。迈耶也表明新任校长一开始就要打破围墙（即校长办公室的门），融入教师当中。[15]对继任校长而言，信任取决于自己完成任务的能力和人际交往的能力。[16]完成任务的能力是继任校长的业务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是继任校长与教师真诚沟通、支持教师专业成长的能力，具备这两个能力的继任校长能较好地与教师建立信任。还有学者指出对继任校长来说，他们与教师间的信任是沿着一个流动的四阶段来建立的。[17]第一阶段是角色信任，即教师相信继任校长能依据外在规定履行职责；第二阶段是实践信任，教师通过观察继任校长在学校的行为，与继任校长建立信任；第三阶段是综合信任，教师对校长的信任会依据对校长决策行为及其背后价值观的认同情况而产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信任可能会停滞、减少，抑或会加深；第四阶段是相互信任，如果校长的行为、价值观等被教师认可，那么信任就会转化为相互信任。继任校长与教师间良好信任关系的建立，需要双方相互适应，继任校长不仅要自我调节，教师也要预见校长的行为，保持双向交流，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三、校长继任研究：未来思考
“校长继任”会引发学校实践的一系列变化，继而影响教育质量。因此，它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话题。在对“校长继任”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与分析的基础上，也发现了校长继任研究存在的不足及亟待加强的方面。
（一）加强校长继任研究的教育学学科属性
从已有研究可见，校长继任研究最初来源于管理学中的“领导继任”，随着研究的推进也深受“领导继任”的影响。然而，在将领导继任研究成果迁移到教育学的研究过程时，需要加强自身的学科属性，方能建立教育学的学科立场，从而更好地为教育实践服务。20世纪以来，在跨学科的视域中解决教育问题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教育学科的综合性使其在跨学科研究中具有自身的合理性。正如在校长继任问题的研究中，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是其开展研究的重要基础学科。然而，“我们至今无法回避教育学自己的立场”，“从研究任务而言，教育学的首要任务是不同学习个体的差异性发展；从方法论而言，教育学研究建立在个体发展的基础之上，存在于对社会与文化情境的理解之中；从概念范畴而言，可以在教育概念的引导下进入教育实践，然后在教育实践的经验世界中对概念进行具体和创造性的思考”[18]。教育学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独特学科属性，校长继任研究面临着同样的使命。校长继任研究的深入一定不能仅停留在将管理学中的理论进行简单的“移花接木”，它需要结合自身学科的任务、方法论及概念形成等，形成符合校长继任实践的特殊方式，从而形成指导校长继任实践的具体理论。
（二）加强校长继任中的轮岗政策研究
校长轮岗是在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下的校长流动。近些年，西方国家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和实现区域教育均衡发展，更替校长日益频繁。在校长继任中，有一部分校长就是在轮岗政策的安排下继任到新学校的。就此部分的研究分析可见，很多学者集中在轮岗校长对学校发展的影响与轮岗校长的专业发展两个方面展开研究，但极少针对“校长轮岗”政策进行探究。要切实高效落实校长轮岗，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亟待关注：一方面，如何完善校长轮岗政策，包括如何作好校长轮岗的顶层设计、制定与校长轮岗相配套的激励和评价制度等；另一方面，校长轮岗政策的实施研究，重视对政策实施过程的监控，加大校长轮岗政策的透明度，确保政策执行的可行性和公平性。校长轮岗政策直接关涉谁轮岗、如何轮岗、何时轮岗、轮岗学校的选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只有高度重视校长轮岗政策的研究，才能更好地实施政策；也只有深入研究校长轮岗中遇到的问题，才能反过来更好地补充与完善校长轮岗政策。
（三）加强继任校长与学校匹配研究
继任校长与学校的匹配程度是校长继任研究中的难点。通过一些调查研究的结果得知：部分校长继任后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往往出现继任校长的教育观念与学校发展不吻合，从而出现失衡；部分继任校长与教师之间的摩擦不断，使学校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导致此类现象产生的原因有校长领导力不足、学区监管不到位等，但也有学者提出是校长与学校匹配的偏失。针对此问题，有学者就校长继任前，学区负责人在遴选校长时的态度进行了研究，但并没有深入研究究竟如何遴选校长以及继任校长与所任学校之间的匹配问题。菲德勒在其权变领导理论中就曾指出，任何形式的领导方式都有可能有效，关键在于工作情境和领导者的领导风格的匹配程度。[19]继任校长的匹配研究在继任前的研究中显得尤为重要。基于不同学校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长远考虑校长继任，选择相对合适的校长到合适的学校会从源头上提高整个校长继任工作的效率与质量。
（四）加强继任过程的“网络关系”研究
校长继任作为一种过程性的、互动的、动态的事件，每一个过程都会与不同的重要“他人”发生密切联系，从而形成“网络关系”。从过程角度而言，必须明确与理清这些网络关系，才能从整体上提升校长继任的效力。但目前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对校长继任的某个过程中的网络关系的某一部分进行研究。因此，校长继任研究就缺乏完整性、系统性。通过分析发现：就校长继任前而言，学区负责人与候选校长已经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在一所学校中教师的诉求同样非常重要。及时了解继任学校教师的需求才能更好地配备校长，也便于继任校长到校工作的顺利展开。在校长继任中，继任校长、教师以及学生是研究者的重点，但是学区负责人、家长依然是必不可少的关注对象。学区负责人是继任校长与前任校长的中间人，也是为继任校长提供系统培训的安排者，同时还是校长行为的督查者。家长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相关者，西方国家有专门的“家长教师协会”（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它在学校决策和学校管理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家长对继任校长的认识及意见尤为重要。校长继任后，学生的学业成就与校长的绩效是研究的重点。然而，校长继任后除了关注继任效果外，还要持续关注继任校长对问题的正视及不断改进过程。而此时“听取”教师和学区负责人的意见，是继任校长完善自我的重要“镜子”。总之，校长继任研究必须清晰多元主体的亲疏关系、利益权责，深入不同主体的“网络关系”研究，使人、财、物等多种资源达到优化调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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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群 | 高中阶段普职结构改革的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
李松林，杨爽 | 国外深度学习研究评析
本文刊登于《比较教育研究》2020年9期，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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